党政“一把手”面对中央环保督察如何看？怎么办？

天理实存贯穿于事事物物中，对现实世界及其有序运行给予最高肯定。

（《致士》)几乎完全相同。[⑩]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页。

二则，从策划者角度看，吕不韦出于让《吕氏春秋》与《荀子》相较量的个人目的，而在下达撰作任务之时，可能有意避开荀子，作了限制荀子入书的硬性要求。如此书到底是道家为主还是儒家为主等。于是在吕不韦策划下，由其门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书。而《吕氏春秋》则向来有杂家之称。以辞气观之，当先有学不可以已，而后方有感叹之语岂可以已哉。

古与今作为时间概念来讲，不可分割，同为一体，也就是荀子所谓古今一也。[44]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81页。韩非子言下之意是：文王面对其他诸侯和百姓，行仁义以呈现德效政治。

《韩非子·八说》称：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及禹岁数很老之时，传出口风是以启不足以任天下，把天下传给益。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商汤内心真实意愿是取代夏桀而做天子，这是利，但是他又担心天下舆论认为他太贪婪而对自己不利，这是名，名归根结底也会体现为一种利。

可以设问，如果在有实力的前提之下，韩非子会认同德效政治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论实力，周王室压根不敌楚国大军。

可见，逐于智谋应该是指能够通过分析利害得失而在列国竞争格局中谋求生存的时代。如果认定尧舜传天下并非美德政治而是利害权衡的结果，那么，又该如何理解亟于德或竞于道德？为何亟于德？对此，蒋重跃曾深刻发问：既然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财产有余、竞于‘道德的时代，那么就该当仁不让，乐于吃苦任劳才是，怎么会厌恶劳苦、逃避责任呢？难道为了竞于谦让的美德，就有理由违背吃苦耐劳、舍己为人的道德吗？显然，如果按照个人美德或儒家的德治逻辑去理解亟于德或竞于道德，势必存在难以理解的磗格之处。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

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他认为，《韩非子·五蠹》的上古中世当今，约略相当于现今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四、结语总之，韩非子的道德智谋与气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政治体与政治体之间相处的本质特征。

他既批判了儒家政治理念相对于当今之过时，又从人性权衡利弊的角度否认了尧舜禅让出于个人美德的儒家想象。尧让天下于许由的姿态，明显是知许由不爱天下之位，故而有此政治表演以博取政治美名。

既然尧舜禅让是一种自利计较的结果，那么问题便随之而来，第一，韩非子所阐述的古人亟于德的尧舜时代，究竟是他真正相信有过这样的时代，还是只是一种批驳儒家的辩论策略？韩非子的人性论能够认同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这样的判断吗？有揖让而传天下是个人美德还是利害权衡的结果？第二，亟于德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亟于德？为何亟于德？结合韩非子的整体思想来看，他并不相信尧舜禅让。问题在于，逐于智谋的时代又将是如何运作的呢？三、智谋与气力顾名思义，逐于智谋就是人们不再以道德为道具来谋取政治利益，而是比拼谁更懂得运用智谋

（作者：熊明，系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教授） 进入专题： 君子形象 。陈寔劝引盗者的方式十分得体和有效，而且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此盗者改过自新，且自是县无复盗窃，带动了社会风气的整体转变。当然，汉魏六朝杂传也和正史列传一样，不仅塑造善可为法的君子形象，也塑造恶可为戒的非君子形象。郭泰追谢，云：子厚诚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互乡，故许其进也。汉末名士郭泰（字林宗）对乡人贾淑的劝导，颇具代表性。第六，写其为五官长史，不参与太子关于君父问题的讨论，表现其忠与孝。

第四，写其历经十余年，终得突破公孙度限制，返回故乡，表现其智与勇。且传中直叙云高远清白，颐志淡泊，口无择言，身无择行，故英伟之士向焉，是当时君子的标准和榜样。

至于各地撰作、有郡国之书之称的先贤传、耆旧传更是一时并作，几乎郡有其书。邴君行廉，路树成社，突出邴原的仁与廉。

因而在中国古代传记的人物传写中，君子形象的塑造就成为一种自觉追求。以孝子传为例，自刘向作《孝子传》，汉魏六朝时期先后有虞槃佐、王韶之、萧广济、师觉授、周景式、郑缉之、宋躬、徐广《孝子传》和陶渊明《五孝传》、梁元帝萧绎《孝德传》以及佚名《孝子传略》《孝友传》《杂孝子传》等。

比如孔子认为君子最核心的品德之一就是孝悌，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邴原别传》首先写其少年时勤苦好学，嶷然有异。以类相从的类传如此，作为单篇个人传记的散传，虽不能如类传以传名体现其人物塑造的价值追求，但这些散传传录人物的基本取向，也多以君子形象的塑造为旨归。郭泰丁母忧，允许贾淑来吊，巨鹿孙威直怪郭泰受恶人吊，不进而去。

邴原家贫早孤，以力学成名，仕不过郡主簿、司空东阁祭酒、五官中郎长史，但其人却以君子见称。正是对其君子人格的概括。

第二，写其在辽东时，其所居邑落独无虎患，得遗钱拾以系树枝，并引当地里老之谣邴君行仁，落邑无虎。塑造君子是杂传对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特殊时代的回应，君子与君子人格成为汉魏六朝杂传在人物形象塑造中普遍表达的价值理想，在时代变迁之后，隋唐以降的历代杂传却并没有抛弃这一理想，而是将其加以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古代杂传的特殊传统。

如《陈寔别传》载陈寔察觉有盗贼入室，他并没有揭露或呼人捉拿，而是通过呼命子孙，正色训之，间接劝导盗者，使得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首归罪，陈寔这时才直接诲训盗者克己反善。塑造君子：汉魏六朝杂传的时代共识杂传是指正史以外的、与列传相类的人物传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淘洗、检验，逐渐成为我们民族的内在精神，并内化为每个人的心性自觉，进而又外在于每个人的日常行动和言语之中，贯穿于每个人生命历程的始终。汉魏六朝杂传传录人物，君子形象的塑造是普遍追求和主要目的，这突出地体现在以类相从的类传如孝子传、高士传、列士传、先贤传、耆旧传等的大量出现。传中还写及其在乡里讲述礼乐，吟咏诗书，表现其礼与乐。《邴原别传》也通过他人之口，突显邴原的君子形象，如公孙度称邴君所谓云中白鹤，荀彧称之为此一世异人，士之精藻。

在杂传初兴的汉魏六朝时期，君子形象的塑造成为杂传人物形象塑造的普遍追求，这与汉魏六朝时期动荡不宁的社会现实有关，是时代需求在杂传中的回响。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三国时佚名《邴原别传》就十分典型。《邴原别传》对邴原君子人格的书写是全面的，而大多数汉魏六朝杂传塑造君子形象则往往择其主要，突显其君子人格的某一侧面。

也正因为如此，以传录人物生平行事为主要任务的传记，就必然要在人物传写中呈现并突显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大量的《孝子传》正是聚焦孝悌，传写孝子们的孝事，从而塑造出一群有着孝悌品格的君子群像。